失去了工作的庇护之后，CPTSD的症状也愈演愈烈了。不过，这也真正促使斯蒂芬妮不再逃避，而是开始认真反思：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？如果所有人都偶尔会有一些焦虑、抑郁的情绪，为什么只有我这么脆弱，不堪一击呢？我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，不开心一会儿，然后继续正常生活？那份惊恐为什么总是如影随形，总在毁掉我的一切呢？ 也正是辞职之后的1～2周，斯蒂芬妮的心理咨询师萨曼莎正式告诉她：你确诊了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，也就是CPTSD。 从这一刻起，斯蒂芬妮决定：我不能再逃避了，我要全职地进行心理治疗，彻底战胜它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斯蒂芬妮就把她原本对于工作的热情全部投入了心理治疗当中。她在网上搜了很多治疗方法，想方设法联系擅长这些疗法的咨询师，希望他们能够治愈自己。这固然是一种很有行动力的、非常重要的积极尝试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这也是我想说的CPTSD患者的第六个特征：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“救星”。 你看，斯蒂芬妮就是这样，一开始她觉得：工作是我的救星。后来她又觉得：只要找到一个好的另一半，他能全盘包容我，那他就是我的救星。再后来变成：只要找到某个很厉害的心理治疗师，他能够治好我，那他就是我的救星。但是，真正的救星，并不在别处某个地方，而是来自内心，哪怕是一个饱受折磨、脆弱不堪的内心。当然，斯蒂芬妮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，才能够看清楚这一点。 但是现在，经过了萨曼莎很多年的心理治疗，斯蒂芬妮至少已经逐渐意识到：虽然父母已经淡出了我的生活很久了，但是我从来就没有逃出他们的影响，也没有活出过真正的自我。我需要回溯往事，去真正厘清问题、解决问题。 同时，斯蒂芬妮还多了一重思考：既然我的这些问题是由我父母造成的，那我父母身上的问题又是谁造成的？是不是再上一辈造成的呢？这是不是一个代际创伤的问题呢？创伤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，传到我身上了？